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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周恩来逝世40周年︱翻译周斌:在总理身边见证中日建交  

2016-01-09 22:57:14|  分类: 伟人名言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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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月6日,上海日本研究中心、上海市日本学会共同举办“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特别演讲会”,邀请曾经担任周总理翻译人员的周斌先生讲述“在总理身边的日子”。
周斌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部日语专业,先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、外交部新闻司、东京大学等单位任职,为多位中国领导人担任过日语口译。他曾见证中日外交谈判的关键时刻,亲历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。
在演讲会上,周斌回忆了在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完成的两次最重要的翻译,都与中日建交有关,一次是民间交往,一次是政府谈判。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整理部分口述内容与读者分享。
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首相、大平正芳外相等人参观上海马陆人民公社。左侧为周斌。
民间外交:与日本乒乓球队员的情谊
1964年10月,日本乒乓球著名女将松崎君代到北京参加邀请赛,周总理特别邀请她到家里做客,一同受邀的还有日本乒乓男队主将荻村伊智朗、领队长谷川喜代太郎、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,以及中国乒乓球、体育界人士,加上作为翻译的我共11人。
当时松崎君代已经退役,她是周总理特别喜欢的乒乓球选手。早在1961年于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,松崎偶然失利,败给匈牙利选手高基安,但她仍微笑与对方握手、与两旁观众握手,总理说她“小小年纪、大将风度,胜不骄、败不馁”,非常欣赏。
外宾来后,总理亲自上前去迎接。一落座,邓颖超妈妈就问:松崎小姐,交男朋友了吗?那时松崎君代26岁,脸刷地就红了。她没有回答,只是笑。邓妈妈就说,大概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好意思谈自己的心上人,我放弃这个提问,我们自在些。
接着邓妈妈从抽屉里拿出两块大红被面,说这是我事先送给你的礼物,大红意味着吉祥、幸福,我祝愿你将来有一天能作为嫁妆使用。
总理又拿出一瓶茅台酒,对松崎说:“松崎小姐,我听说你是四国小岛上的农村人家出身,你父亲在农村的酒厂里忙碌了一辈子,现在退休了。请你把这中国第一美酒带给他尝尝,请他将来有机会来中国看看。你们日本的清酒十七八度,我们这种酒将近六十度,但这种酒不伤脑子。”
这时松崎已经感动得流泪,她说:“总理,总理夫人,谢谢你们,我是农村里长大的无名小卒,即便是为日本拿过5次世界冠军,日本首相也只是和我们握握手,说一声辛苦啦。可您是外国总理啊,不但关心我,还关心我的家庭,关心我的婚事。”
当时连我这个当翻译的也被感动了——做翻译是最忌讳动感情的,是要影响工作的嘛。日本乒乓男队主将狄村伊智朗是一个极聪明的人,他就站出来调节气氛。狄村说:“总理,记得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,中国队打败了我们,您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瓶茅台酒。这酒我放在家里,来了重要的客人我就向他们介绍,结果有一次,几个人争着要喝,打翻了这茅台,正好洒在我的球拍上!可惜啊,但我后来拿着这个球拍参加比赛,一到关键时刻就闻闻拍子上的酒味,仿佛是总理您在跟我说‘狄村加油’!我就常常反败为胜啊!”
周总理就回过头来小声问我:“小周,是不是26届世锦赛结束以后你们或者体委用我的名义给他们送过酒?”我说这事我从来没做过,体委的人要做的话也得通过我这个翻译啊,也没听说。
总理听了,没提这事,回头对狄村伊智朗说:“狄村先生啊,你不但球打得好,而且外交才能也好!你不要急,另外一瓶茅台酒已经准备好了,待会就送给你。但是呢,希望你别再打破酒瓶了,不要再把酒洒在球拍上。要是这样就可以常常反败为胜哪,我们中国的乒乓球就不用练啦,小将们的球拍上都洒点酒就行了!”
周总理说得没错,狄村确实是外交人才,后来当了世界乒联的主席,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帮过中国队的忙。
1971年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,就是搞乒乓外交的那一次。男队决赛,又是中日相搏,我也在现场。我们派出的第一个选手是广西出来的梁戈亮,19岁。日本的主裁判说梁戈亮的发球违反规则,要求改正,否则不能开始比赛。原来梁戈亮发球时有一个跺脚的动作,裁判认为这个声音会干扰对方,但梁戈亮说:“我从小就是这样练的,现在要改不是强人所难吗?”
其实我偷偷问过梁戈亮:“到底是为了干扰对方还是真的从小就这样练的?”他说了句大实话:“兼而有之。”
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,作为副总裁判长的荻村在询问情况了:“比赛怎么还不开始?”
我想荻村是老朋友,就对他说:“您认识梁戈亮,您来证明吧,他一直是这样发球的啊。”只见狄村找来日本裁判说:“这小伙子,他10岁的时候我就看他这样练球的!比赛开始!”
我想,朋友派上用场了吧,这是那瓶茅台管事了。
周恩来总理、贺龙副总理会见亚洲乒乓球运动员。与周总理握手者为日本乒乓球名将木村兴治、周总理身后为周斌。
总理事事考虑周全,那天家宴结束时他还对日乒领队长谷川喜代太郎说:“长谷川先生啊,今天松崎小姐是主宾,疏忽了您,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?”长谷川也是个倔老头,他说总理啊,我非常替松崎感谢您,感谢您对日本乒乓球的关心,关心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。中国人民有你这样的总理真是太幸福了。至于我,我还是重复三年半前,26届世乒赛时我和你说的话,一定要打翻身仗,不打败中国队,拿回世界冠军,我死不瞑目。周总理称赞他,说一个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就应该有这口气,不甘落后、不甘失败。
那天真是把民间外交、结交朋友的工作做到家了。最后送走客人之前,周总理特别向松崎交代,说今天你们到家里来做客,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不发消息。第一,因为现在在北京有十几个国家的乒乓球队,为什么你中国总理只见日本人,不见其他人呢?我不好交代。第二,更重要的是,现在日本国内还有许多反华势力,报道出来可能对你将来的工作、婚姻带来不便,这是为你考虑啊。最后,你以后再想来,给我直接写信也可以,给体委的负责人写信也可以,我随时欢迎你。我不但欢迎你,也欢迎你未来的丈夫。周总理说到做到,后来他在繁忙的事务中还专程把松崎夫妇请来做客。
邓颖超与周斌
中日建交谈判僵局
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,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,相关事宜完全是周总理一手操办。
周总理最早注意到田中角荣这个人,还是在佐藤内阁时期,田中角荣以通商产业大臣身份出访拉美时,曾经在讲话中提到,说如果将来执政,一定要妥善解决和中国的关系。我们搞日本工作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,总理注意到了。他马上召集我们,要求重视起来,随即对田中的讲话表示欢迎。这就释放了积极的信号,田中知道中国是欢迎他的,就做了一系列准备。
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,就是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,唐家璇带队。《人民日报》刊发头版新闻——东京首演成功,长文报道了前去观看演出的几十个友好人士,最后附了一句,说日本政府的文化厅也派人来了。周总理就火了,说这几十个老朋友,你不报道,他也不会有意见,但文化厅是代表日本政府来的,说明政府打算和中国接触了,这是个新形势啊,你们为什么不报道?懂不懂得中央的决策!连夜把《人民日报》编辑叫来开会。
后来又有一次,为了田中角荣来华前的准备工作,新华社驻东京的记者写来一份内部报告《田中角荣其人》,大约三四千字,介绍他颇有话题的私生活。总理看后大为光火!他说,我今年七十几岁了,东京来的东西我一定要看,但这些内容,田中有几个小老婆,和我们接待他访华有什么关系啊!幸好我还看过,没有直接送到主席那里去!
到了真正建交谈判的时候,波折更多。
田中角荣在我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:“我代表日本政府,对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。”多少年的侵略,用“添了麻烦”一语带过,会场上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变了,在场的中方人员觉得难以接受。
周总理当时只是对田中角荣讲,我们都关心历史问题,这几十年的历史究竟怎么回事,明天我们详述。
第二天首脑谈判,周总理讲了一个多小时。我们中国人民接受不了日本方面轻飘飘的态度。会谈便进入了僵局。
次日的日程是游览万里长城,准备了三辆车:第一辆车上是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田中角荣,第二辆是北京市委—革委会主任吴德陪同大平正芳,第三辆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日方发言人二阶堂进。当时到八达岭都是难走的山路,要40分钟时间。大平正芳就提出,要和姬鹏飞外长在车上交换意见,希望换车位。于是大平正芳、姬鹏飞、一个警卫员和作为中方翻译人员的我,四个人就坐上了一辆车。我平时有晕车的毛病,但那天因为高度紧张,完全没感觉。
后来许多电视台采访过我,到底这次起扭转作用的会谈是如何进行的?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,一字不漏地把我记得的内容告诉你们:
大平正芳说,姬部长,我们同岁,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,我是日本的外务大臣,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,争吵不休。但我想来想去,觉得这次会谈成功与否的关键,在于中日历史问题如何表达。我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意见。我从一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大藏省(财政部),我曾经受大藏省委托到河北张家口考察过三次,正是日中战争最激烈的18个月的那段时间。就我所见,这场战争明明白白的是日本侵略,不存在辩解的余地。其实那时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,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。但是他没有拿过枪,只是在步军医院服役。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代表的是日本国家,考虑到日本今天的处境,考虑到日本和台湾的关系、日本和美国的关系,我们很难完全按照中国的要求来表述。请你转告周恩来总理,只能找个折衷的办法,否则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。
姬部长回来以后便去向周总理汇报,当然具体如何汇报我不得而知。
第二天外长会谈,讨论《联合声明》的文本,29日上午10点就要签署。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如何表示,直到29日凌晨一点钟还没有达成一致。外文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已经在等,一旦确定文本就印刷。
这时大平正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:“姬部长,这是我方最后的方案。如果中方不能接受,我们只能打包行李回去了。”日方翻译人员就翻。姬鹏飞外长又把大平的原稿要来给我看,我说,姬部长,翻译完全正确,就是这个意思。
上面怎么写的呢?就是现在《联合声明》的文本: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,表示深刻反省。就这么二十来个字,一个字不差。我印象太深刻了。
姬部长有个特点,平时不太喜欢说话,这时就沉默。我想你得表态啊,人家说不行就要打道回府了,我着急,心想这怎么办呢?我又不能催你。我就想起周总理的教导来了——最好的翻译,还要当好参谋。因为战争是打仗,外交也是打仗,好翻译必定是好参谋。想起这个教导,我就轻轻地说了一句:“姬部长,我看可以的。”
没想到姬部长反应空前激烈,非常严厉:“你说什么!少废话!”
我吓坏了,马上承认错误:“我说的不算数不算数,只是供您参考。”
但是三分钟过去了,中方还是没有回答。这时大平外相建议:休会十分钟。他说,我提出来给你的这个稿子啊,老爷子还没看——他指的是田中角荣。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,管自己的领导叫老爷子。其实田中是全权交给他处理的。
这时姬外长出门了,我没跟着去。十分钟后他回来,宣布:中方决定同意大平先生的提议,就这样写进《联合声明》。
现场没有香槟,大家就拿咖啡碰杯庆祝,都洒出来了。那天会谈到深夜,大家都靠咖啡提神,我记得当时已经上了第三次咖啡。
周总理在上海机场欢送田中首相(周总理身后为周斌)
第二天早晨七点吃早饭,姬鹏飞也住在钓鱼台国宾馆,我就找到他鞠个躬,说:“姬部长,昨晚太冒失了,您批评我少废话,我记住了。”
他问我:“小周啊,你到外交部几年了?“我说,已经第十三年了。他说:“十三年了你都不懂外交的基本规矩啊?连我这个外交部长都无权决定的事,你说可以!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!你这也太过分了,哪里像是在外交部工作过十三四年的?”
我想,哎,以后绝对不再犯,认了错就准备出门。大概他老人家看我们这些小孩觉得可爱,又把我叫回去。我心想,还要训啊。姬部长说:“实事求是地讲啊,你这个意见本身是对的,但错就错在,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。这就是教训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他出去十分钟,是向在另一栋别墅里的周总理汇报。决定权在周总理那里。当时我不知道啊。其实事后,外交部有同志认为日方的表述里“战争”前没有加“侵略”二字,不能同意。最后是周总理说:“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,他们也痛感责任,他们要深刻反省,这不就是承认‘侵略战争’吗?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?现在,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,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。”
所以整个中日建交的过程,没有周总理不可能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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